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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中:汉语起源说——兼释干支之“干”

发布时间:2019-07-14 12:0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应该说前人很早就探讨汉语起源的问题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荀子的关于“名”与 “实”的议论,实际上就已经触及到了汉语的起源。其后的两千多年里,《释名》、《说文解字》、《文始》、《同源字典》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人们研究小学,训释古文字,研究汉语词语的语音、词义与文字字形之间的关系,诸如“右文说”的提出,《说文》学的作者们以及清末以来词源学研究中的部分理论,客观上都牵涉到了汉语起源的问题。本文的主旨也在于探讨汉语的起源。

  人类社会的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问题很难有人说得清楚,大概人们能够发出清晰的、不同的单音节时,人类社会的语言就产生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语言是由许多单音语素构成的。对汉语来说,一个单音节语音就是一个语词,而且一个单音节语词或单音节语音还包含多种不同的意义。例如汉语中的“采”,《说文》:“采,捋也,从木从爪。”《经典释文》:“采,择也。”《五音正义》:“采,取也。”“采”还可以表示一次行动或一次事件、一项任务,例如《尚书·皋陶谟》:“载采采。”《史记·夏本纪》:“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采”也可以表示某种颜色,例如《诗·周南·芣苢》:“采采芣苢。”“采”还是语词“菜、踩、睬、採、彩”的词源,“采”也和 “材、才、茬、杈、查、柴、巢、草”等语词谐音,在现代汉语中,“采”还是“开采、采用、采购”等复合词的词根。汉语中和“采”的语音谐音的词还有很多。一个单音节语音能够和如此多的意义相结合,以至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形成众多的同音词,这是汉语的特点,是汉语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现象。

  我们仔细研究“采、材、才、茬、杈、查、柴、巢、草” 这些语词,就会发现,它们除了各自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和自然界中的另一种客观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进一步调査研究后我们又发现,汉语中某一组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语词除了它们各自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共同反映着另外某一种客观事物的某一种特征:例如一部分和“巳”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语词中除了它们各自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共同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初始特征;一部分和“子”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语词中除了它们各自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共同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增生特征;一部分和“戌”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语词中除了它们各自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共同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运动特征;一部分和 “丙”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语词中除了它们各自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共同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组合特征等等;——也就是说,汉语中和“采”的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语词除了它们各自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共同反映了草木的特征。我们探讨语言的起源,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词的音义关系问题,也即词的语音和词义怎样结合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部分语言学家们都认同了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然而,语言符号音义结合任意说是不适合于汉语言的,我们已经证实汉语语词的语音和词义的结合是有其内在规律的。

  语言学家们坚持语言符号音义结合任意说的理论根据之一是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可以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承载,而我们则认为,造成这种语言现象应有语言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原因,其间应和各民族之间的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和思维习惯的不同有一定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上说,语言是一个社会集团成员对客观事物认识思想过程的反映,而客观事物由于人们对它观察认识的角度不同往往又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效果,给同一个客观事物赋予不同的语音形式。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轼有句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证明人们是可以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观察认识的角度不同来给客观事物冠上恰当的名称的。在汉语中,人们也会给同一个客观事物赋予不同的语音形式:譬如一个初生的小孩,如果从生殖的角度上去认识,人们把他叫做“儿”;如果从物质增生的角度上去认识,人们把他叫做“子”;如果从他在母体中生成的部位上去认识,人们又把他叫做“婴”;如果以他在母体内生成的性质去认识,人们又把他叫做 “孩”;如果以他降生时的第一声哭叫来命名,人们又把他叫做“娃”。这是同一个客观事物,人们由于思想认识的角度不同给了它不同的语音形式。

  研究汉语的语言学家们在汉语语词“音义关系”这个问题上常引荀子的《正名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因为语言是人们用来互相交际的工具,说写者和听读者对语言中的音义结合体自然需要“约定”,没有 “约定”,即使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言语交流也很难达到交际的目的。“约定”虽然是语言产生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但“约定”并不是产生语言的决定因素。古代汉民族在汉语产生时对语词的“音义关系”如何“约定”,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在汉语传统的训诂学中,训诂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了“声训”。对於声训的理论,有人又认为:“语言形成之初,用什么声音表示什么意义,是没有必然性的”。语词在经过“约定俗成”以后,“某一具体语言中语音和语义形成的实际关系就不再是任意的了”。有的训诂学家把后一种现象称为“回授性”。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理论问题。汉语如果没有受到外来语言的干扰和冲击的话,它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是密切的、而且又具有连续性,其间决不可能出现“断裂层”。迄今为止也没有人能够甄别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语词那些属于前者,那些属于后者。

  如果我们把今天汉语的词汇系统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的大树,那么,当初在它幼苗时期抽生第一片小叶的方式,就是今天抽生满树绿叶的雏形。——也就是说,汉语词汇的“约定俗成”是有前提条件的,词汇前后产生的形式是一样的,要么,汉语词汇音与义的关系都有必然的联系,要么,汉语词汇音与义的关系都没有必然的联系。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对于人类语言的起源也即人类语言的产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或者说是假设。恩格思说语言的产生是人们“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的”(《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前苏联的马尔以及20世纪德国的心理学家冯特认为语言的产生来自人们最初交流感情的手势,马尔还认为人类最初没有有声语言而只是一种 “手的语言”,人们的手同各种事物接触时所採取的不同姿势和手势代替语言。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们认为语言的起源是由于人类摹拟了周围事物与生物的声音,后来才成了各个物体或动物的名称。达尔文认为有声的语言是从自然声音模仿和表达感情的呼叫开始的。德国语言学家保罗(H·Paul,1846—1921)认为,在有声语言的早期阶段,声音的模拟是构词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鳩鲁的“感叹说”,古希腊人奥多尔·西齐列斯基的“社会约定说”,以及19世纪7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诺瓦雷(L·Noire1829—1889)提出的“劳动呼声说”等等。(参看叶奎宝:《语言学概论》第305—307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国内探讨语言起源的学者中当数章太炎(《国故论衡》)、黄侃(《论学杂著》)、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等,对于词的音义结合的问题,他们或曰“表情感之音、象人意所制之音”,或曰“拟物形、肖物声之音,象物音所制之音”,但多止於抽象的表述,并没有举出具体的例证。

  汉语的起源当从“摹声说”。汉语是原始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对周围环境里的物体发出的声音的摹拟而产生的语言,其中也包括人和动物的发声,就如《易·系辞下》和《说文·后叙》里所说的一样:“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人们利用周围的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和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作为语词的语音和词义的依据; “近取诸身”就是人们利用自己发出的声音和发声时的形态、身体部位、心理感受、肢体作用等作为语词的语音和词义的依据。由于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与发声物体发声时的形状是一体,所以汉语是用“形”和“声”共同表义的语言。人们对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的摹拟就是人们最初语言中语词的语音,这是词的“音位”。我们把产生“音位”的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叫做“声源”。“声源”后来又成为一个词族中的词的语音基础。我们把作为词义依据的发声物体发声时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又看作是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形象”,词义所涵括的客观事物的“形象”也是词的“形位”。“形位”因为客观事物的“形象”具有不同的形象侧面而由不同的“形位变体”组成。“形位”和“音位”是汉语词汇的基本特征,也是汉语成词的基本条件。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和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的结合体就是汉语中的原始词汇。

  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用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原始词汇的形位)以及它们的派生词的形位不断地引申派生新词,形成了词族,所以我们又把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和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的结合体叫做汉语的“语源”。汉语语源派生新词后它的形位就成了派生词的语源的形位。我们现在就举一个“大”为例来说明汉语起源的问题。语词“大”一直是古今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表示语词“大”的文字字形在甲骨文中是一个正面垂伸双手、叉开双脚站立的人形,作“”(《怀特氏等旧藏甲骨文字》第1915 页),与“小”相对的“大”义就是通过它与语音一起共同表现出来的。这个正面站立的人形人们一直认为就是文字“大”的象形体,因为汉字系统中有一部分以“大”为字符组成的汉字所表现的词义也确实与人身相关。关于“大”的词义:《说文》:“天大、地大、人也大。”《周易·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老子·道经·二十五章》:“大曰逝。”《庄子·天地》:“不同同之之谓大。”清代的王念孙还撰有《释大》八篇,用来解释含有 “大”义的词。“大”的这些词义,似乎和文字“大”的人形构形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先秦的典籍中,古人把王储称为“大子”。当然这个“大”应该读“太”,因为王储并不意味就是帝王们最大的儿子,史料记载也证明古代帝王们常常以自己的意愿从孩子们中挑选最优秀者来继承王位。那么,“大”和“太”又有什么区别呢?《广雅·释诂一》:“太,大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后世凡言大,而因为形容未尽,则作太。” 依照段玉裁的解释,“太”和“大”的区别仅仅是人们的形容未尽而已。如果依照此说,太子的“太”、太宰的“太”、太监的“太”都是人们对“大”的形容未尽吗?很明显,“大” 和“太”是两个词,在甲骨文字“大”的字形中除了有一个产生“大”义的语源的形位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产生“太”义的语源的形位,两个形位都来自同一个语源。因为汉语语词的词义取决于词的语源的形位。语源的形位和语源的音位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源的形位和语源的音位关系还要上溯到语言产生时发声物体的形状和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那么,语词“大”的词义和语音当初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前面我们说过,汉语起源于古代汉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对周围环境里的自然声音的摹声,毫无疑问,语词“大”的语音也一定是人们从大自然中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摹拟而来的。我们设想在古代汉民族生活的环境中,什么物体才能发出和语词“大”的语音相似的声音?甲骨文字“大”是一个象形字,古人凭着什么让人作出垂伸双手叉开双脚的站立姿势来表示“大” 义?也许只有处在雨中的人们才能苻合以上两个条件,只有在雨中,当雨滴打在人们身上或地面上的各种物体上的时候就能产生与语词“大”的语音相似的声音,只有当雨水不断地落在人们身上的时候,人们就会作出叉开双脚垂伸双手站立的姿势。——在那亘古蛮荒的时代,当生活在大地上的古人们处在雨中的时候,当雨滴从高空落到地面上或雨滴打在其他物体上的时候,雨滴接触物体表面时产生的声音和雨滴运动的特征就成为古代汉民族语言中的一个音义结合体(原始词汇),也就是说,雨空中雨滴的产生、雨滴的动态形象和雨滴运动的空间就是这个原始词汇的词义依据,降雨的过程就成了汉语中以“大”冠名的语源;古人先是根据语源的形位引申了一个个具体的词义义项,把它们运用到言语当中表达语意:譬如表示乌云的“叇”、表示雨滴产生的“诞”、表示雨滴下落的“滴”、表示雨滴接触物体的 “打”、表示雨滴冲洗污垢的“涤”等等,这些义项在经过人们一段时间的言语活动后,到了具备成词的条件(人们用义项的形位特征概括了其他客观事物、引申了若干项新的词义、组成了新的形位)后就成为汉语中一个个独立的词,语词“大”当初就是这个语源中的义项之一。甲骨文字“大”应该是这样表示“大”义的:正面站立的人形取象雨中站立的人形,人形头上顶着的天和脚下踏着的地取象滴落雨滴的天和承接雨滴的地,人形站立伸开两手叉开双脚的空间也即雨滴运动的空间;雨滴运动的空间是自然界中最大的“物体”,自然界中无论怎样大的物体都包容在这个空间之中,语词“大”的“大”义就是人们用语源的“雨滴运动的空间”的形位引申出来的。雨滴运动的空间就是语词“大”的语源的形位。

  甲骨文字“大”内含着两个语词的语源的形位:一个是人们用语源的“雨滴运动的空间”的形位引申出与“小”相对的“大”义;一个是人们用语源的“雨滴在空间上下运动”的形位引申出“太”的“上下承接”义。我们用语源的雨滴在宇宙空间里上下运动所产生的“上落下承”的形位来解释“太子、太宰、太监”中的“太”,“太子”中的“太”则表示有对先王事业的承袭义,“太宰”中的“太”则表示有对皇帝旨意的承接义,“太监”中的“太”则表示有对皇帝起居生活的承应义。人们还用“太”的语源的形位引申有表示 “高”(太空)和“上”(太古)这样的词义,又用“太”的语源的形位引申有“超过极限” (太过)的词义,又用“太”的语源的高和上的形位引申有表示尊敬的词义,如“太皇、太爷、太太”等。“大”和“太”是同源词,它们的词义都是人们用同一个语源的形位引申的。甲骨文字“大”的字形内所含的“大”和“太”两个词的语源的形位我们可以用古人用 “大”为字符组成的汉字来证明。如用“大”的内含的语源的“雨滴运动的空间”(宇宙空间)的形位造字的有“天、夜、爽、疾、昃”等。“天”,甲骨文作“ ”(李圃:《甲骨文字学》)。金文作“”(《簋》銘文)。《说文》:“天,颠也。”“颠,顶也。”文字“天”由“”或“”和“”组成。“”或“”是“丁”符也是 “天”的声符,“丁”具有“颠、顶”的形位,它处在“大”的位置上面,表示“宇宙空间”的顶部就是“天”。 “夜”,金文作“”(《簋》铭文)。金文“夜”由字苻“大”和星星、月亮的象形体组合。因为天空里出现了星星和月亮就是夜晚了。在这个文字中,字符“大”中的“宇宙空间”表示夜晚的天空。 “爽”,甲骨文字形作“”,从“大”从“火”(引自海城于《甲骨文字释林·上卷》第 45页)。《说文》:“爽,明也”。《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集解》引孔安国曰:“昧,冥也;爽,明:蚤旦也。”“蚤旦”时的明亮是由即将出现的太阳产生的。 “爽”由“大”和“爻”或由“大”和“火”组成,“爻”象征太阳的光线,“火”象征太阳,“爻”和“火”存在的空间就是字符“大”中的“宇宙空间”。 “疾”,甲骨文作“”,甲骨文“疾”由字苻“大”和字苻“矢”组成,“矢”是可以在空间飞行的物品。《诗·大雅·召旻》:“旻天疾威。”“矢”在空间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疾”表示急速猛烈的意义。在这个文字中,字符“大”中的“宇宙空间”也就是 “矢”飞行的空间。“昃”,甲骨文作“”(《小地南地甲骨》第42片)。“昃”在商代表示人们一天生活中的一个时间段。《说文》:“昃,日在西方时侧也。”甲骨文“昃”由字苻“大”和字苻“日” 组成。在这个文字中,字符“日”表示“宇宙空间”里的太阳,同时字符“大”的侧倒形形象又表示太阳在“西方时侧”的位置。用“大”内含的语源的“雨滴运动连接天地”的形位类比造字的有“因、族、夷” 等。 “因”,《说文》:“因,就也。从口大”。《礼记·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在这个文字中,“口”表示一定的事物范围(《玉篇》: “口,古文围字。”),“大”则表示在这个事物范围内的承接沿袭之义。 “族”,甲骨文作“”(《殷契粹编》第258片)。文字由“大”和游旗组成。在这个文字中,游旗表示一个部族的徽帜,“大”则表示在这个徽帜下一代接一代繁衍成族的人们。后来“族”字中的“大”讹变为“矢”,《说文》:“族,矢锋也,束之族。”所以“族” 又表示箭头的“镞”。但“镞”和“族”并不是同源词。 “夷”,《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文字“夷”由“大”和“弓” 两个字符组成。“东方之人”是指在中国历史上居住在中原地区的部族指称居住在东部地区的部族,即“东夷”。“夷”是“乙”源词,语源上本指语言不能沟通的部族。因为语言不能沟通,相处时就不能进行言语交流,相互之间就会出现一种无语的现象,从而引申出“没有”和“平”义来。在这个文字里,“弓”表示部族的生活特征,“大”则表示这个部族一代接一代世代相传的人们。另外,用字符“大”人本体的形象造字的还有“夹”、“”(腋)等。然而,这是文字的形苻,是表现词的形位的,并不是表现词的语源的形位或词源形位的,而这些形苻主要是用来表现词义的。 “大”的同源词中有相当一部分词人们在引申它们时都采用了语源的雨线上下连接天地的形位,例如“搭、答、达、打、他、踏、代、弹”等。

  人们在引申这些语词时都是将它们的语源的雨线纵向连接天地的形位经过类比,成为在 “AB”两个点之间的一个横线“C”,“AB”就好比滴落雨滴的天和承接雨滴的地,“C” 就好比运动的雨线。在“A”和“B”也即“天”和“地”这两个“点”之间,“C”可以代表一个人,就如你我之间的“他”;“C”也可以代表一种声音,就如语词“答”之中的你我之间的“答复”;“C”也可以代表一种物品,如从甲处飞到乙处的的“子弹”;“C” 还可以代表其他的一些介质,如“搭、达、打、踏、代”等词中“起点和终点”之间的“媒介物”。这个“AB”和“C”所代表的都是它们的语源的形位的一部分。和语源“大”大体相同的还有语源“小”。 “小”是和“大”相对的词。

  在甲金文中,“小”的字形就是几个小点——通常是三个小点, “三”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定数,而是表示很多的意思。例如《殷契粹编》第112片的合体字“”(小甲),《簋》铭文中的合体字“”(小子)等。我们知道,在宏观世界里最小的物体莫过于飘浮在空气中的灰尘了,当汉民族的祖先们用嘴巴吹起沾在器物上的灰尘,灰尘在空气中游荡的形象就是产生“小”的词义的依据,口中吹气时发出的声音就是语词“小”语音的拟音,微小的灰尘颗粒形象就表示语词“小”的词义。“小”的形苻在甲骨文中可以表示雨点、水珠、米粒、烟尘、沙、甚至细草等,这些都是文字的形符,不是语源 “小”的形位。人们用语源“小”的形位和音位结合在一起引申和比类引申“小”源词。 “小”的同源词如比类象灰尘一般细小的“黍、粟、庶、絮”和“少、屑、竖、卒”等;如灰尘凝结成的物质“土”和表示细小物质聚集在一起的“社、族、簇、聚、撮”等;如用人们发声时产生的气体作用在细小的物质上的形位引申的“吁、肃、去、吹”和以发声口形取象的“嘘、啸”等;如以灰尘离开器物后又落定的形位引申的“处、住”等。语词“小”的语源派生语词的方法虽然和语词“大”的语源派生语词的方法不尽相同,但它们却反映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变化以及受发声物体作用的物体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和变化等都是语源的形位,都是古代汉民族用来引申派生语词和产生派生词词义的依据。

  又如乌龟会发出“咕沽”的叫声,名词“龟”的语音就是人们对“咕”的摹声。乌龟非常长寿,生成久远,古代汉民族就用“龟”的生成久远的形位展开联想,引申了“古”这个语词。《说文》:“古,故也”,“古”和“故”都是人们用乌龟生成的年代久远这个形位引申派生出来的。乌龟的形状又方圆兼具并有坚硬的外壳,语词“规、管、罟、固、果、瓜、块、归、鬼”都是人们根据龟的这些形状特征引申派生的。水流冲击和江河汇合时会发出“哗哗”的声音,语词“河、涡、合、和”的语音就是人们根据声源“哗”衍生出来的。泉水在山涧流淌时因为落差会发出“咚咚”的声音, “咚”就是语词“同、通、动、重、涌”的语音的声源。弓箭是古人射猎时常用的工具,“弓”和“弦”的语音就是古人射猎时对弦发出来的声音的摹声。布谷鸟是一种候鸟,人们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时就是播种谷物的时节,因此,“播、谷、顾、雇”的语音就是人们对布谷鸟的叫声的摹声。由于这些原始的音义结合体(原始词汇)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是古人身边常见的事物,在这类事物中作为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和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还会在人们身边不断地重复出现,这就给生活在这段社会历史时期内的人们作为言语材料有了长时间沟通认识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在言语中达成“约定俗成”的词义,成为固定的语词用来互相交流语言信息,于是,便产生了汉语言。

  在汉民族最初只有语音没有文字的语言中,词的语源的形位、词源的形位和词的形位一样都存在于词的语音中。后来汉文字产生的时候,古人无法把词的语源的形位、词源的形位和词的形位表现在同一个文字上,所以在汉文字中,有一部分象形字的字形是反映词的语源的形位或词源的形位的,例如“大、已、以、不、白、久、每、单、旬”等,——“大”的语源的形位是雨滴运动的空间;“已为蛇”,“已”的语源的形位是蛇开始冬眠时的形状;“以”的字形是“已”的字形的倒转,“以”的语源的形位是蛇冬眠苏醒后经过一个活动期后再次进入冬眠时的形状;“不”的字形是花萼形,“不”的语源的形位是花苞没有开放时的特征;“白”是乳房的象形字,“白”的语源的形位是乳汁的颜色;“久”的文字象形体是人的一条腿,“久”的语源的形位是人们烤肉时由肉中气体逸出时发出的一种拉长的声音;“每”是表示母亲的象形字,“每”的语源的形位是母亲们都具有的母爱特征;“单”的字形是弹弓形,“单”的语源的形位是发射出去的单颗的子弹;“旬”的字形是十下面带一旋转形线条,“旬”的语源的形位是循环运动的时间;——它们的字形与字(词)义之间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汉字最初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记事,所以“象形”和“指事”字居多,造字的方向也偏重表现词的语源的形位。后来汉字逐渐成为人们用来传递语言信息的工具,人们为了充分表现出文字中蕴含的词的语音和词义,造字也逐渐向着表现词的音位和形位这方面发展,文字就成为汉民族在各个语言历史时期根据词在当时的语音和词义设计创造的苻号。因为文字符号的演变和语词在人们长期的使用中产生的音变以及它们的声源相近的原因,所以现在的汉语文字系统中文字的形苻相同或者文字的声苻相同而它们所表示的语词并不一定是同源词:例如“止、趾”这两个词,这两个词的语音完全相同,从文字的结构上也可以说“趾”是“止”的孳乳字,但是,它们并不是同源词。我们从词的词义再探求语源的形位就会发现:“止”表示的是一个动作的终结,“趾”表示的是脚掌前面的分支部位,所以它们一个是“庚”源词,一个是“子”源词。“止”和“址、至”是同源词,它们语源的形位相同;“趾”和“指、枝、殖”是同源词,它们语源的形位相同。汉语词汇系统中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白”和“伯”、“几”和“机”、“族”和“镞” 等。“白”是乳汁的颜色,和小儿相关,它和“巴”、“爬”是同源词;“伯”排行老大,它与“百、霸”是同源词。“几”是体积很小,它和肚子不断缩小的“饥”是同源词;“机”有牵扯联动的特点,它与系列的“系”是同源词;“族”是聚集,它与抽穗的禾本植物“黍”、“粟”是同源词;“镞”是箭头,箭头在空中飞行具有速度,它与“促、速”是同源词。

  汉字和汉语词汇虽然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汉语中一个文字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源词,这在语词已经从语源派生而文字尚未由“初文”孳乳的情况下是正常的现象,例如“大”和 “太”两个词用一个文字“大”表示,“服”可以表示服装的“服”、佩服的“服”、服役的“服”、舒服的“服”,“丁”可以表示人丁的“丁”、肉丁的“丁”、补丁的“丁”。而且有些不是同源的语词也用一个汉字表示:如“卒、饮、英”等。“卒”在“小” 源是表示地位最低,“卒”在“戌”源则表示停止运动。“饮”在“乙”源时是用饮水解渴或用水冲下哽在喉间的食物,“饮”在“酉”源时则是形容伸长嘴唇作饮水的状态。“英”在“乙”源则表示植物的花,“英”在“寅”源时则表示英雄人物的个性和勇猛精神。这就是说:汉语文字系统中的有些汉字字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词义,字书中文字下面所列的义项并不完全等同于词的义项。词的义项是以词的形位为依据的,词的形位是人们用语源的形位引申的,语源的形位不同,引申的词的形位也不同,即使是同源词,也因为其语源的形位具有不同的侧面引申出不同的词,不同的词的形位也不相同。虽然有些从语源远缘引申派生的语词它们的音位和形位会和另一个词族中的语词的音位和形位基本相同或相似,词义可以互相交叉,而且也使用同一个文字表示,但这只是少数。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往往会存在“一般” 和“特殊”两个方面的现象,语言也不例外。

  古人用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结合发声物体发声时的形状、特征、动作、作用等创造产生了用形和声共同表义的汉语言,这个用来表义的形和声可以指语源的形和声,也可以指派生词的形和声,但两者之中的内涵又是不同的。汉字形声字中的形苻和声苻一般都表示词汇系统中派生词的形位和音位,派生词之所以叫做派生词也是因为它的形位和音位都是从语源的形位和音位“派生”来的:派生词的语音沿袭了语源的语音,这样它的音位中就有了语源的音位,音位中有了语源的音位,形位中也就必然含有语源的形位,这就决定了汉语派生词用来表义的形和声具有双重的性质。例如“炸”这个派生词,当我们在语流中听到这个词的语音或看到这个文字时就会马上联想到物体在某种作用下破碎了,由一个整体分裂成为很多的小块,譬如碉堡被“炸”得粉碎、汽油瓶爆“炸”了、汽车轮胎“炸”开了等等,物体由单个个体分裂或增生为多个个体是这个词的语源的形位,而引起物体单个数量增生的条件、增生的形式、增生的过程、增生的结果则是这个词的形位。文字“炸”是个“形声”字,“乍”是声苻,“火”是形苻,“火”只是燃烧炸药或让气体受热膨胀引起物体爆炸产生分裂增生现象的原因和结果,是这个词的词义的一部分,是这个词的形位的一部分。我们再举成组的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派生词作进一步说明,例如“炸、砸、作、爪、趾、枝、子、孳、殖”等,这些词的语音同样都是沿用语源的语音,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表示语音的符号。如果说“炸”是一种物理现象,“砸”则是人的一种动作,无论是物理现象还是人的动作,其目的都是通过不同的作用形式把一个结构完整的整体物破成碎片,也就是说,让一个“母体”物增生或分裂为若干个“子体”物,而一个 “母体”物增生或分裂为若干个“子体”物就是“炸”和“砸”的语源的形位。语词“作” 是一种劳动,是通过劳动把一种原材料变成多种不同的物品,农民可以通过劳动让土地这种单一的资源产出各种各样的农产品,作家可以把语言这种单纯的原材料通过劳动变成有思想、有艺术、有生活形象的言语作品。“爪、趾、枝”都是动植物体上的名称,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处在动植物体上的分支部位,因此,它们的语源也都内含增生数量或由母体分裂使单个个体增多的形位。《释名》:“子,孳也。”“子”是母亲生养的结果,在数量上,母亲原是一人,生养了“子”以后,人的总数就变成两个或者更多了,所以语词“子”的语源也含有物体增多的形位。“孳”和“殖”都是生物生理生殖的表现,也是孳乳增多的体现。在这一组词中,它们的词义不同表示它们的文字在形符和声符上也各不相同,但它们的语源都含有一个“孳乳增多”的形位,“孳乳增多”不但是这一组词的语源的形位,而且“孳乳增多”也是这一组词中各个词产生词义的理据。而有关的物理现象还是人的某一个动作、动植物的某一个部位名称、母亲生下的孩子、生物的生理生殖现象都是各个词具体的词义,它们依据的是各个词的形位。又如“续、叙、数、书、速”这些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派生词,这些派生词的语音同样也是沿用语源的语音,表示这些派生词的文字声符和形符也各不相同,但我们仔细研究这些词的内部,就会发现它们都含有“运动”的“词义现象”:例如“续”表示事物的前后连接,连接前后事物时就是一种“运动”;“叙”是述说的次序,在进行言语述说时就有了语意的“运动”;“数”是表示量的大小,从量小的一位数到量大的一位也是一种“运动”;“书”是在纸上运笔,运笔也就是笔的“运动”;“速”则是直接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的程度。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有很多和“速”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词内部也都含有“运动”的“词义现象”,也还有一部分和“子”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词内部也都含有“孳乳增多”的“词义现象”。据此我们就可以推断:这些成组的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派生词除了它们各自反映的客观事物外还共同反映了某一客观事物的某一个特征,这是因为在它们的语音中存在着同一个语源的形位,因此它们就可能是由同一个语源引申派生的同源词。近些年来许多语言学家在研究汉语词义内部的结构时发现,词不但储存着人们用于言语时的语法意义、概念意义和修辞意义,同时还储存着一种稳固的、与这些意义不同的、不与词的指称对象或概念直接联系的、并能制约词义引申方向的“词义成分”。对于这样一种“词义成分”,张永言先生在《词汇学简论》中称它为“词的内部形式、词的理据、词的词源结构”。苏宝荣先生在《词的表层“所指义”与深层“隐含义”》一文中则称之为词的 “隐含义”。苏新春先生在《汉语词义学》一书中则称它为“词的深层义”。由于很多复合词的词义并不等于词素义的相加,词素义在复合词中并不直接成为词的使用义,贾彦德先生在他的《汉语语义学》一书中又把这一部分词义成分叫做“语素义、字面意义”。对于这一部分“词义成分”,各家所给予的名称不同所采用的语料也各异,其实这种“词义成分”就是词的语源的形位。汉语词汇除了音译外来词、语助词、象声词、无义词缀以外,都含有语源的形位,这是因为现存的汉语词汇都是派生词。汉语词汇中词的语源的形位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隐含性,二是可以对词义的引申方向起着制约的作用。隐含性是汉语词义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覆盖现象;能够制约词义的引申方向是因为词的词义就是人们围绕着词的语源的形位(客观事物的形象)的各个侧面引申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语言(语词)的产生要经过人们的言语阶段,是人们的言语促成了语言的产生。人们在言语中不但使用语言也创造语言,语法和修辞也可以认为是人们在言语过程中使用的言语方法,所谓“引申”就是人们在言语阶段表达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时所使用的各种言语方法,词义本身也是人们在言语活动中概括各类客观事物时积累起来的产物。

  语言的产生过程又是一个社会集团成员对客观事物从具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过程。由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新的事物不断地涌现,人们的言语活动也不断地丰富,语言也跟着不断地发展,语源就不断地派生新词。原先在原始词汇中人们以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为依据的若干项词义,在经过一定的语言历史时期后,这些用于表义依据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人们又根据它们自身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作为理据引申出若干项新的词义来,组成了新的形位,于是原本是词中的一个义项便递进为一个新的语词。这个新词在原先词中作为义项依据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就被覆盖起来,退居“深层”,成为这个新词的词源的形位。因为汉语语源派生新词是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角度和以语源的形位的不同侧面为根据的,语源的形位不同,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角度也不同,所以语源派生新词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下面试举几例加以说明,例如“采”,语词“采”的语源是和草木相关的,草木的形状和结出的果实是语词“采”的语源的形位。《说文》:“采,捋也。从木从爪。”远古时期,人们的食物来源除一部分由渔猎所得外,还有一部分是从植物的叶果上得到的。“采”本是古人在草木上从事採摘植物葉果的一种集体劳动,后来才转移到用于表示“采摘、选取、收集”等专项工作的内容。古人在草木上从事採摘植物葉果这项劳动时,脚下寻求支撑的动作就是“踩”,手上摘取植物的果实或叶片的动作就是“採”,眼睛观察植物的果实或叶片的动作就是“睬”,摘下的植物果实或叶片就是“菜”,它们具有鲜艳的颜色就是 “彩”。“踩、採、睬、彩、菜”本是人们从事“采”这项劳动时的动作细节和收获的物品,也就是说,“踩、採、睬、菜、彩”原是“采”这个词的各个义项,后来“踩、採、睬”被人们用来概括人的各种不同的动作,“彩”专用于形容颜色,“菜”主要指由植物葉果组成的蔬菜食品,成了各自独立的词,语词“采” 因而也就成了这些词的词源。理论上,“踩、採、睬、彩、菜”都是从“采” 引申派生出来的词,因为表示它们的文字“踩、採、睬、彩、菜”中的声符“采”含有它们的词源的形位,在文字中具有表义示源的作用,文字学家们之所以提出 “右文说”,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又如“挹”。“挹”是古人取水的动作,《诗·大雅·泂酌》:“挹彼注兹。”《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取水的动作是“挹”,取水时把水往容器里灌装就是 “益”,水装满之后往外流淌就是“溢”,取水时不小心弄湿了衣服就是“浥”,甲骨文字 “益”就是容器里装水的象形。后来“益、溢、浥”的词义表示另一类客观事物,完全与取水无关,例如“满招损,谦受益”、“溢于言表”、“谓城朝雨浥轻尘”等,而取水的形象、动作细节就是这一组词的词源意义,取水的形象、动作细节也是这一组词的词源的形位。“挹”和“夷”都是“乙”源词。“夷”的语源的形位是“语噎”,是语源“乙”的形位的类比。语源“乙”的形位是人们进食时产生的“食噎”现象,“语噎”是“食噎”的比类,因此语词“夷”是以类比的方法从语源“乙”派生的语词。“语噎”是双方之间语言不能沟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在古代或者现代,不同民族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必须要先沟通语言,这个沟通语言的过程就是“译”。在翻译语言的过程中,由于要追求双方语言中语词词义的对应,于是“译”就产生了“绎、易、驿、一”等语词语源的形位。语词“绎”在语源上取“译”的翻译语言过程中的思维活动的形位,语词“易”和“驿”语源上取“译”的翻译语言这种交换形式的形位,语词“一”语源上则取“译”的两种语言翻译成为一种语言这个数变概念的形位。“译”是人们用“夷”的形位引申的语词,“绎、易、驿、一”是人们用“译”的形位引申的语词,语词“夷”和“译”都是词源。又如古人居住的房屋名称叫做“宫”。《说文》:“宫,室也。”“宫”是人们晚上休息的场所。“宫”的内部空间犹如“弓”形,《释名·释兵》:“弓,穹也,张之穹隆然也。” 《诗·豳风·七月》:“穹室熏鼠,塞向墐户。”据此可以推知,“宫”是人们用“弓”的形位引申的语词。后来“宫”是地位比较高一点的人的居所,或是议事和分配食物的地方,普通人的居处叫做“穴”(见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由于居处主人的身份和这种场所起到的作用,所以人们又用“宫”的形位引申了语词“公”,《周礼·大司马》:“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就是当时在这种场所处理猎获来的猎物的一种方法。人们用“弓”的形状形位和加工工艺的形位还引申了“虹、勾、钩”和“工”等语词。因为“钩”容易挂住器物,具有求取、相交、沟通等作用,人们又用“钩” 的作用形位引申和比类引申了“挂、购、媾”等语词。“弦”因为是一根绳状物拴在弓的两头上,也具有沟通两头和连接两头的作用,人们又用“弦”的形状特征形位引申了 “沟、讲、悬、县、玄”等语词来。又如“不”和“丕”。它们的语源的形位本是没有开放的花苞,甲骨文字“不”的字形就是花萼形。人们用“苞”的没有开放的形位引申了语词“不”,所以“不”有否定义。花苞又有渐渐膨大待开的特征,膨大开放就是语词“丕”语源的形位,所以“丕”有大义。于是语词“苞”便成了语词“不”和语词“丕”的词源。又如“亦”。语词“亦”语源上的形位本是夜晚,夜晚是一个白天连接另一个白天的中间时段,所以人们比类引申用为句子中表示重叠事物的连接词,于是语词“夜”又是语词“亦”的词源。又如“的”(de),“的”(de)和“大”是同源词,“大”的语源有连接天地的形位,所以人们把“的”(de)比类引申为连接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词。汉语语词引申派生新词,前人也有了一些揭示,例如《释名》的“断,段也”、“冬,终也”、 “丙,炳也”;《说文》的“子,孳也”、“未,味也”、“申,神也”、“卯,冒也”、“丑,纽也”;《说文通训定声》的“巳,似也”等。其实这些词都存在着派生词和被派生词或者是同源词之间的关系,只是前人没有从理论的深层阐明它们的原因和根据,才致使后人不能认同它们之间这种词义依存的关系。人们用词的形位引申新词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因为它是人们用词的形位的再度引申,所以它和人们用语源的形位引申词义的方式和方法基本相同。语词引申词义的方式和方法语言学家们早已有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有一点必须重复说明的是:派生词的词义是人们用语源或者词源的形位引申的,而不是用语源或者词源的词义引申的,词的形位是词的词义依据。如果上面的话还不够明确的话,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明: “稍”是古人用“少”的小孩年龄很小的形位比类引申的表示时间很短的语词,也就是说, “稍”是“少”的派生词;古人从人的幼年联想到禾类植物的幼苗(植物的幼苗期要比人的幼年期短得多),于是禾类植物幼苗的形状特征就成了语词“稍”的形位;语词“稍”的形位变体可以很多,但语言中只存在了其中的五项:一是以禾苗出土的时间短暂的形位为依据表示“稍”的时间很短的词义,二是以禾苗出土后渐渐生长伸长的形位为依据表示“稍”的渐渐义(“稍”的这个义项现在不太用,但在古汉语中常用),三是以禾苗出土后顶端继续向上生长的形位比类引申了人们在做某一件事情时又顺带做上一件事的“捎”,四是以禾苗生长到极端的形位比类引申了表示禾苗生长空间的顶端“霄”,五是禾苗顶端细小的形位比类引申了船艄的“艄”、树梢的“梢”和鞭梢的“鞘”;前面两项是人们用“少”的形位引申的“稍”的词义,后面的“鞘、梢、艄、捎、霄”是人们用“稍”的形位引申的词,并不是人们用“稍”的词义引申的词。因为人们用语源的形位引申词义时也会引申出具体的反义,例如“任”可以有规定的“任”可以有规定的任务义,也可以由不收约束的“任意”义;“资”有“资助”义,也有“索取”义;“乱”可以表示换乱,也可以表示“治理”;“负”有“担负”义,也有“背弃”义;“息”有“平息”义,也有“滋长”义。所以在古籍中有些字需要反训才能疏通语义。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有很多的词也是人们用语源或者词源的形位反方向引申的。反向引申词语反映古代汉民族的反向思维,它是古代汉民族重要的思维方式,并且渗透到中国古代哲学、医学等一些重要领域。在语言上,例如“子,孳也。”而子的派生词“只”却表示单一;“隆”是表示很大的声音,而它的派生词“聋”却表示听不到声音;.....黄侃《尔雅音训》云:“古字义相反者多同声:天地、男女、生死.....”等,就是因为这些两两相对的词不但是同源词,有些还是人们用语源或者词源的形位反方向引申造成的。不但相当数量的双音节连绵词如此,甚至还派生出虚词及表示情感、心理、抽象概念的词。这些词形成了以语音为纽带、以词的词源意义为线索的大大小小的词族。

  (续上)因此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每一个单音节词(象声词、音译外来词、无义语助词除外),如果相对于它的派生词而言,它是“词位、形位”和“音位”,如果相对于它的语源或者词源而言,它曾经又是“词位变体、形位变体”和“音位变体”。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复合词是词汇的主体。复合词在言语中除了产生附加义外,一般都没有词位变体,但有些复合词也存在词位变体,不过,已不再作为词源派生新词。早期汉语词汇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人们用单音节词的形位不断引申派生新词来完成的。

  能够领属一个词族并且具有声源的就是“语源”,不能领属一个词族的而且又无声源的只能是“词源”,“语源”和“词源”的区别在于它反映的客观事物是否能产生声源。“语源”和“词源”的另一个区别特征是,“语源”是作为“深层义”的形式存在于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某一个词或某一组词之中,而“词源”只是汉语词汇系统中某一个现存的具体的词。我们现在寻找汉语的“语源”,也就是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寻找某一个词或某一组词的“深层义”。

  由于“语源”反映的发声物体在一定的场合中能够发出多种不同的声音的缘故,所以语源又分单声源、双声源、多声源种种。例如布谷鸟能发出“布谷”之类的双声,以“布谷”冠名的语源就是双声源语源。在“干支”中,“甲、卯”是多声源语源,“乙、戊、己、庚、癸”是双声源语源。有些双声源语源或多声源语源的声源是由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中的音素衍生的结果,例如“丑、未”等。声音又是一种物理现象,声音的频率和音值与发声部位的形状和发声形式有关,这给人们摹声的准确性带来差别,从而导致语词的语音和所摹拟的声源原声有了差别,例如“壬、癸、寅”等。另外还有人们听觉器官感觉的差异导致人们拟音的差别,例如我们用手掌拍击皮肤的某一个部位,它发出的声音你会拟出“噼”和“啪”两种声音来,因而从“皮”得声的汉字就具有“被”和“破”两种语音。除了摹声带来同源词语音的差别外,语言词汇自身的“音变”也会使同一声源的同源词语音不同。这些问题音韵学家们对汉语音韵学和语言语音学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很多语言学家都论述了语言的变化现象。语言(包括语音和词义)存在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现在研究汉语语音的音变只能以现存历史文献中的语言材料为依据,其实它只是语言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事实上,当语言产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语音也就存在了音变问题。经过漫长的语言历史时期语音的变化现在究竟变化到了什么程度,现存的汉语词汇的语音那些是变音?那些是正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把同一声源的词集中起来对照才能知道。例如“犬、卷、兽、雨、水”是“戌”的声源的变音;“文、愤、风、防”是“戊”的声源的变音;“道、到”是“大”的声源的变音;“线、见、显”是“小”的声源的变音;“炸、殖、爪”是“子”的声源的变音;“碰、朋、捧”是“丙”的声源的变音;普通话“讲、虹”的语音是变音,湘方言“讲、虹”的语音是正音;普通话“二”的语音是变音,粤方言“二”的语音接近正音等。

  有些语词的语音相对于声源来说有着“突变”和“渐变”的过程。例如我们在前文已经举出泉水从山上流下时由于落差的原因产生了声音“咚”,古人把泉水流淌的形状特征和声音“咚”结合在一起成为古代汉语中的原始词汇。这个原始词汇也是古代汉民族语言中的语源,具有音位、词位和形位。这个原始词汇最初的表义范围应该是这样的:泉水和溪流的两个水平面表示双重流水的“重”,造成两个水平面的岩石平面表示层面的“层”,泉水和溪水的性质一样又表示相同的“同”,水是液体液体具有流动的物理性质又表示“动”,泉水和溪水串流在一起又表示“通”,泉水从泉眼里往外直冒又表示“涌”等。这些词义最初是这个原始词汇中词位义位涵括的义项,当人们把这个原始词汇用来言语时,它的某一个义项连同义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和承载义项的语音就成了这个原始词汇的词位变体、形位变体和音位变体。这些变体后来递进为语词后,“同”和“通”的语音至今还是和声源“咚”相同,这相对于声源来说,它们就是“正音”。

  像这种派生词的语音与词源的语音保持一致的例子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也较为常见,例如前面的“采”和“採、踩、睬、彩”便是。而“重”和“层、动、涌”等语词的语音相对于声源“咚”来说,最初因为音位变体的原因而后则成为“变音”,像这种用“以声别义”的形式来区别派生词和源词的语音可能是前人的有意为之,这是派生词的语音相对于声源来说是“突变”的过程。由于泉水形成落差所产生的两个水平面是语词“重”的语源的形位,同时造成两个水平面的岩石平面也是语词“层”的语源的形位,语词“层”和“重”的语音和声源“咚”不同也是因为语词“层”和“重”的语音最初是音位“咚”的“音位变体”。后来人们在引申新词的过程中,因为“层”的不断叠加成为语词“增”语源上的形位,人们又用“层”的不断叠加的形位引申了语词“增”,所以语词“增”的语音最初又是语词“层”的“音位变体”。后来人们又用“增”的增高形位引申了“崇”和“耸”,因此语词“崇”和“耸”的语音最初又是语词“增”的“音位变体”。这样,“崇”和“耸”的语音相对于声源“咚”来说就是经过了多次音变的结果,这是语词语音相对于声源的“渐变”过程。汉语中很多语词的语音都是这种“音变”的结果。但是,这些同源词的音变现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这些同源词发音时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与当初古人摹声声源时的发声部位和发声方法有着明显的转移规律。它是吻合孔广森、章太炎等人提出的语音“对转”和“旁转”理论的。当然,汉语语词语音的变化比较复杂,其中还有方言的因素等等。所以现在有些语词的语音相同而它们的语源却不相同,甚至不同源的语词的声苻还产生相互交叉的现象。

  汉语单音节词的“形声”关系非常重要,它是我们研究和探索词的起源、词的隶属关系、词的音变程度的主要依据。只要我们掌握了汉语语词的“形声”关系,我们就会梳理汉语词汇的源流关系。后面我们将继续探讨“干支”文字中蕴藏的汉语语源。

  【甲】 甲,《小屯南地甲骨》第541页第2630片甲骨上的“干支”字字形作“ ”,甲骨卜辞中字形作“十”,小篆字形作“ ”。《说文》:“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大一经曰:人头空为甲,甲象人头。古文甲始于一见于十成于木之象。……古狎切。”

  “甲”在汉语中除了用于纪年、纪月、记日、记时具有次序词的词义外,主要表示坚硬的外壳物质,譬如《说文》所说的“木戴孚甲之象”。“木戴孚甲”的“甲”是指植物种子上的坚硬外壳,因为植物幼苗出土时还带着包裹种仁的外壳,所以有“戴孚甲之象”。“孚”通“莩”,“莩”指芦苇杆子里面的薄膜,这里指包裹种仁表面的内膜。昆虫中有着坚硬外壳的虫叫“甲虫”。乌龟坚硬的外壳也叫“龟甲”。但“装甲兵”并非有坚硬外壳的士兵,而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如坦克装甲车之类具有坚硬的外壳不容易让敌人的枪弹穿透。

  “甲”在中国古代也有防止外来兵器穿透的作用,它是中国古代军队中不可缺少的装备器材。《史记·秦本纪》:“负力而骄,数动甲兵。”《战国策·秦策》:“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楚辞·九歌》:“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孟子·梁惠王上》:“弃甲曵兵而走。”古代凡提到军事方面的事情,都少不了提到“甲”,所以军人又常以“甲胄”自况。

  古人制“甲”的材料主要是野生动物的皮,《周礼·考工记》:“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这些野牛皮又硬又有韧性,是防止外来兵器穿透的上好材料。

  传说“甲”是上古时候的过浇(夏朝时古过国,俗称都子国的国君名浇,系寒浞与羿妻之子)发明的。在“甲”之前能够遮掩外物伤及士兵体肤的物体叫做“旅”(见《楚辞·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句,吴广平注译本),所以“旅”在古代也代指军队。过浇生活在夏王朝一段动乱的历史时期,据《史记·夏本纪·索隐》转引《左传》一书魏庄子的叙述,过浇的父亲寒浞杀害了有穷氏的国君后羿(此前后羿曾经驱逐“盘于游田,不恤民事”的夏王“帝太康”而自代夏政),又指使过浇先后灭掉了夏王室的两个同姓诸侯国斟灌和斟寻并杀害了当时在斟寻国的夏王“帝相”,代为夏帝。后来过浇和他的过国又被“帝相”的儿子“少康”所灭亡。“甲”可能是过浇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而发明的。“甲”的发明及其作用可以有效地保护作战中的战士免被敌方的刀箭的伤害,《释名·释兵》:“甲,似物有孚甲以自御也。”总之,无论是种子坚硬的外壳、还是甲虫身上坚硬的贝壳、或是士兵身上坚硬的铠甲,都是为了防止外物攻击时以免让体肤受到伤害而设立的。这种保护作用实际上就是起着遮挡的作用。

  既然“甲”是人们为了在战争中让士兵免受敌方的兵器的伤害才发明的,属于战争的产物,而早期的人类并没有战争也就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甲”,所以孚甲、龟甲、铠甲的“甲”和“天干”中的“甲”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就不是等同的。然而,铠甲的“甲”既然起着遮挡外物攻击的作用,在远古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也离不开遮挡这个概念,例如古人面临风雨袭击的时候,至少要想出遮挡风雨的办法和拿出遮挡风雨的物品,人们在围猎时大片的原始森林也可以遮挡古人向周围瞭望飞禽猛兽的视线,这都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遮”这个语词应该很早就产生了。“遮”和铠甲的“甲”所反映的客观事物都包含着“遮挡”这个特征,语音也基本相近。所不同的是:“遮挡”现象在语词“遮”中是词的形位,在语词“甲”中则是词源的形位。

  铠甲的“甲”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是战争的产物,“天干”中的“甲”在现代汉语中只含有次序义,和战争根本无关。铠甲的“甲”和“天干”中的“甲”所反映的客观事物虽然不一样,但是铠甲的“甲”的语音是承袭“天干”中的“甲”的语音而来的,文字也是从“天干”中的“甲”演变而来的,这就说明两个“甲”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们再看古人用字苻“ ”(甲)为部件构造的甲骨文字。人们最早是生活在丛林中,在丛林中主要从事采集野果进行充饥的活动。后来,人们逐渐学会了猎取野兽来补充食物。猎取野兽的“猎”在古代称为“田”,《诗·郑风·大叔于田》:“叔于田。”《怀特氏等旧藏甲骨文字》第1915页:“王田于鸡麓。”《白虎通》:“四时之田,总名为猎。”“田”是“丁”源词,语源的形位反映了古人在石器时代以石器为主要捕猎工具的捕猎行动。“田”的田地耕作义是古人用“猎”的火猎后留下的猎场随即进行耕种的形位引申而来的,其方法是先用火烧掉树木丛草获兽,然后就势耕种,《汉书·高帝纪》:“令民得田之。”后来产生了文字,文字“田”又描绘了古代人们田猎的方式。“田”在甲骨文中作“”,“土方侵我西鄙”(《甲骨文合集》第6057片)。《说文》:“田,陈也。”“陈”也通“阵”。田姓不但和陈姓是一家,古人田猎的方式也是后来兵家习戎布阵“阵地”这一概念的起源。“田”也是会意字,从“口”(围)从“十”(甲),“口”表示人们围住一定的地区范围,“十”(甲)表示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树木和丛草。因为“田”是记录古人围猎行动的,围猎不可能围着一片光秃秃的山地打猎,而是围住一片丛林或丛草打猎。因此丛林就是“十”,甲骨文“十”就是后来的楷书“甲”。甲骨上的“干支”字“甲”就是古人打猎时围住的“丛林”。也就是说,“天干”中的“甲”最早反映的客观事物是丛林中的树木和丛草。甲骨文字“ ”(甲)的构形就是树木树枝交叉的象形。

  甲骨文字“东”和“西”造字的时候也都使用了字符“十”(甲)。甲骨文字“ ”(东)(《甲骨文合集》第1280片)在甲骨卜辞中表示方位。《说文》:“东,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东”和“动”是同源词,“东”是人们用“动”的太阳的上升运动的形位引申的。甲骨文字“ ”(东)的字符“ ”和“ ”特指太阳刚刚出来时的位置,这个位置就表示东方,同时又表示太阳冉冉升起时的动态形象。当古人们看到太阳从荒原上刚刚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太阳圆圈里的“十”(甲)正是树枝或丛草交叉重叠的象形。甲骨文字“ ”(西)(《甲骨文合集》第1280片)的构形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象鸟窝。《说文》:“西,鸟在巢上;象形。”以鸟进窝栖息再联想到太阳落山再表示西方这样的指事太迂曲遥远。其实,甲骨文字“西”和甲骨文字“东”一样,造字时都是凭人们的直接视觉形象构形的。“西”和“栖”是同源词,“西”是人们用“栖”的人们休息睡觉时的形位引申的。那时候的人们生活在丛林中的大树上,《礼记·礼运》:“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而避之,昼拾橡果,暮栖木上,故命之有巢氏之民。”当太阳落山后,天渐渐暗下来,“有巢氏之民”正要睡觉休息的时候,这时候能够映在天幕上的最清析的树枝交叉形象的方向就是西方。

  “王田于鸡麓”的“麓”在甲骨文中作“ ”(《怀特氏等旧藏甲骨文字》第1915页),或作“ ”(《殷契佚存》第518片),繁简两体的甲骨文字“麓”都是用“十”(甲)作形符,就是楷书汉字“麓”上面的两个“木”,也是和树木相关,这说明山麓地势和缓,长满树木和丛草,是围猎的好场所。

  汉字“草”和“早”也是用“十”(甲)作义符,《说文》:“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日在甲上”是早晨,“甲”就是树木,太阳爬上树梢的时候,便是早晨这个时段。“草”就是“甲”源词。古人对“草”和“木”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例如《山海经·中山经·鲜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虋冬。”《西山经·高山》:“其木多棕,其草多竹。”这里虽然也有“木”和“草”的分别,但分别得并不明细,“虋(mén,即“赤粱粟”,粟的一种)冬”就是一种灌木,“竹”更不是“草”。

  以上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天干”中的“甲”最早反映的客观事物是草木。我们也可以初步断定:“甲”在作“天干”用途之前是古代汉民族语言中的一个“音义结合体”,是最早的原始词汇,是语源,所以《说文》释“甲”有“从木”和“成于木之象”。

  “甲”是古代汉民族语言中的一个“音义结合体”,是由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与发声物体发出的声音结合起来构成的汉语语源。树木是发声物体,树木树枝折断的时候会发出“喀嚓”之类的声音,“喀嚓”就是语源“甲”的声源,也就是说,语源“甲”的语音就是古人摹拟树木折断时发出的声音。

  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是语源的形位,是语源的词义依据,是派生词产生词义的依据。因此树木和丛草的形状、特征、动态、作用等也是古人用语源“甲”引申派生语词的根据。例如树木长有枝枝桠桠的形状,古人用语源“甲”的这个形位引申了“丫、桠、叉”等语词。树枝与树枝之间相互交叉而且具有弹性,古人又用语源“甲”的这个形位引申了“交”和“夹”等。如果我们把两根食指交叉重叠,就成了甲骨文字“ ”的构形,根据这个直观,我们又可以联想到“架”或“加”的词义,《尔雅·释诂》:“加,重也。”《玉篇》:“加,益也。”王力先生认为“加”是“以一物放在另一物的上面”(《同源字典》),“加”是物品放置的不断重叠,“架”是重叠的物品下面留有空间,这些都是丛林中的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形象,是语源“甲”的形位。

  古人把干枯的树枝称为“樵”,把低矮的草本植物称为“草”,把嫩树叶的颜色形容为“翠”,把老树叶的颜色形容为“苍”,这些都是人们用语源“甲”的形位引申的语词。古人用语源“甲”的树木长得高的形位引申了表示高大的“乔”,又用语源“甲”的草本植物长得低的形位引申了表示低矮的“曹”。植物虽然不能移动,古人用语源“甲”的树木用各种方法传播种子的形位又引申了表示移动的“造”,用语源“甲”的种子埋在地里的形位又引申了“藏”,用语源“甲”的种子在土壤里发芽的形位又引申了躁动的“躁”,用语源“甲”的种子在土壤里因为土壤没有水分不能发芽的形位又引申了干燥的“燥”,用语源“甲”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形位又引申了“创”,用语源“甲”的幼苗开始生长的形位又引申了“才”,用语源“甲”的幼苗长成大树的形位又引申了“材”,用“材”的取材的形位又引申了“裁”,用“材”的取材之后留下树桩的形位又引申了“在”,用“在”的树桩再生的形位又引申了“茬”,用语源“甲”的把砍倒的树木又立起来的形位引申了“栽”等。

  语源“甲”反映的客观事物是丛草和树木,树林是古代汉民族生产生活的主要环境。古代的人们长年在树上活动,传说中的“有巢氏”大概就是生活在树上的原始部落。生活在树上的“有巢氏”把用树枝搭盖的巢搭在树桠上,巢为人们起到了遮挡外来风雨的作用,这是“家”的最初形式,因此“遮”、“家”、“巢”都是“甲”源词。

  原始森林中树与树连成一片为古代汉民族在树上的一切活动提供了方便,因为用树枝搭成的“巢”就是搭建在树上,树承载了他们的重量,而且一些日常的活动也要凭树枝作为载体,这是人们引申语词“载”时所依据的形位。但是树木因为种种原因出现断裂也是正常的事,这就使得在树上活动的古代汉民族不得不提高警惕,他们在经常出没的树枝连接树体的部位进行检查,甚至擦去上面的覆盖物,仔细察看,看看有没有开坼的地方,人们就用语源“甲”的这些形位引申了“查、擦、察、坼”等语词。一旦树体发生断裂,处在树上的人们就有被摔死或被摔成重伤的危险,古人用这个形位又引申了“瘵”。《说文》:“瘵,病也。”这个“瘵”与遭遇的“遭”语源上的形位相同,例如《诗·小雅·苑柳》:“上帝甚蹈,无自瘵焉。”《大雅·瞻卬》:“邦非有定,士民其瘵。”语词“瘵”的产生无疑是和古代汉民族在树上的活动相关。当初人们靠攀缘树枝活动,一不小心树枝折断就会给人们带来不幸。这种不幸通常是由“喀嚓”一声的瞬间带来的。遭遇这种不幸时的严重后果会丧失生命,或者终生卧床不起,所以“瘵”在古代汉语中又有感染疾病的意义。

  有些“甲”源词中可能蕴含着古代汉民族的文化,例如“祡”。《说文》:“祡,烧祡焚燎以祭天神。”《尚书·尧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又把“柴”释为“焚柴告至”。到了一个地方为什么要烧柴来告诉老天爷?“柴”这个词本是古人用语源“甲”的树枝断裂后掉到地上的形位引申的,树枝突然断裂给活动在树上的人们带来了灾难,这是古人生活中出现的最不平安的事故。然而树枝为什么会突然断裂呢?主宰这根树枝上活动的人的安全是谁呢?在神权时代,当然是天神或者是曾经在这类树枝上活动过的祖先们,于是人们把断裂的树枝焚化给天神和祖先们,告诉他们,祈求他们的保护。“焚柴告至”仪式的象征意义也不外乎是祈求天帝和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祖先们能够祐福他们的社稷和家族平安吧。后来“柴”演变成为古人的一种祭祀仪式。

  “喀嚓”是树木或树枝折断时发出的双声,“喀”和“嚓”也分别作为语源“甲”的声源。现在的湘方言中,“夹、家、架”的语音都和声源“喀”相近,而语词“巢、叉、查、擦、察、坼、瘵(zhài,痨病)、遭、柴”和“采、载、裁、材、在、茬、才、栽”等的语音又和声源“嚓”相近。树木折断的声音除“喀嚓”之声外,有时树木由于木质纤维的原因折断时也会发生“噼裂”的“噼”。“噼”也是语源“甲”的声源,因此语源“甲”是多声源语源。人们用多声源语源引申派生语词时语音可以不同但在词义上都要受到语源形位的约束,——也就是说,所有的派生词都要围绕发声物体的形状特征来展开,这些用来引申派生语词的形位(包括具体的和抽象的)都是一个语源形位的各个不同的侧面。用声源“噼”衍生成为语词语音的语词有“臂、辟、弼、癖、僻、劈”等。“臂”是古人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把伸展的树枝比喻为人们伸展的手臂。“辟”在上古汉语中指代天子,也指代诸侯,《尔雅·释训》:“皇、王、后、辟,君也,天子诸侯通称辟。”这是古人用树木的主体和主干比作天子和诸侯。天子称“辟”还因为天子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取有刑威之意,古时候的刑法之一有“大辟”,行刑时刽子手有刀劈的动作,所以表示天子的“辟”于百姓之间又有“劈、避”双关之意。诸侯称“辟”因为诸侯同样也握有对百姓的生杀大权,又因为诸侯大多数是从一个家族集团的整体中分封出去的,他们既和家族的整体有一定的联系,又有自己独立发展生存的空间,同时又比“臂膀”之意,这是古人用树木主体的枝桠部分比作诸侯。语词“弼”的语源的形位则直接取树的枝干辅助主干的象征意义。“癖、僻”的语源的形位则取树枝树梢远离树木主干发展的方向。这些语词人们在引申派生时语源上都取自树干与树枝关系的特征,是属于语源的抽象的形位。还有一些如“狎、胛、押、辖、洽、恰”等语词则是人们用语源“甲”的形位反方向引申派生的。树枝折断是语源“甲”的形位,而语词“狎、胛、辖、洽、恰”等词的深层义中都含有结合紧密、不容易脱开的词义特征。

  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语源“甲”的三种声源衍生成语音音节的“甲”源词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举例。

  现代汉语中装甲的“甲”是人们用“遮”的形位引申的语词,“遮挡”是它的“深层义”。“遮”是语源“甲”的一次派生词,装甲的“甲”是语源“甲”的二次派生词。在汉语的语言历史中,语源“甲”最初反映的客观事物后来被别的词替代,就失去了词义,而它的形位却作为“深层义”的形式存在于它的派生词中。又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最早产生的表示语源的文字“甲”却在“天干”中被保留了下来,或者人们曾一度把它作为表示这一词族的通用字,例如表示装甲的“甲”就一直用表示语源的文字“甲”表示,这样的例子在汉语中还有很多。甲骨文字“甲”在演变为小篆文字“甲”的过程中,文字造字的理据已经发生了变化,小篆文字“甲”虽然还保存了“从木”这个特征,但重点却已经转移到“戴孚甲”的“甲”上了。

  【乙】 乙,《小屯南地甲骨》第541页第2630片甲骨上的“干支”字字形作“ ”。《说文》:“乙,象春草木冤屈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与︱同意。乙承甲,象人颈。……于笔切。”“乙”的字形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的各个时期除笔划的笔势发生变化外,笔意基本相同。

  “乙”在汉语中除了用于纪年、纪月、纪日、记时具有次序词的词义外,不含其他的意义。而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却存在着大量和“乙”的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词。例如“曵、易、揖、挹、押、刈、荑、抑、贻、遗、掖、掩、移、艺、弈、腋、页、颐、眼、咽、噎、殪、缢、怡、怿、悒、臆、忆、忧、意、厌、疑、逸、癔、疫、依、衣、叶、英、芽”等等、等等。这些语词在现代汉语或古代汉语中,有一部分都是常用词。检索这些语词,属于人的外部动作的有“依、易、移、揖、挹、押、刈、荑、抑、贻、遗、掖、艺、掩、弈、曵”等;属于人的内心活动和心理感受的有“怡、逸、怿、忆、臆、悒、抑、意、厌、疑、忧”等;属于人的身体部位名称的有“页、眼、颐、咽、腋”等。这些动词和名词所涉及的人的动作和人的身体部位名称都是在人体胸部以上的位置,没有涉及人的下半部肢体名称和动作,即使有一些表示职业的名词如“艺、医、弈”和疾病与死亡的词如“噎、癔、疫、缢、殪”等也都是和人的上半个身体部位和动作相关,甚至连表示人的上半身整体动作和服装也都用“依、倚、衣”这样和“乙”的语音谐音的词。

  在汉语的文字系统中,用“乙”为字符造字的也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乱”和“干”(乾)两个字。《说文》:“乱,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说文》:“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治“乱”是人的动作,“乱”中的“乙治之也”的“乙”应该和人的动作有关。“乾”是植物茎干的“干”,“乾”中的“乙物之达”的“乙”又应和植物的生长有关。这两个文字中的“乙”表面上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它们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现在,我们就先从文字“乱”中的“乙”说起吧。

  文字“乱”在上古汉语中就训有“治”义,《尔雅·释诂》:“乱,治也。”《尚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尚书·皋陶谟》:“愿而恭,乱而敬。”孔安国《传》曰:“有治而能敬谨。”“乱”字的初文构形作双手理丝之形,作“ ”,《说文》:“,治也;读若乱。”文字“乱”的“乱义”是从乱丝的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文字“乱”的“治义”是从双手理丝的动作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文字“乱”有“乱义”也有“治义”,正反义同字。后来人们为了突出文字“乱”的“治义”,又重复添加了义符“乙”。从“乙”的“乱”是后起字。按照《说文》的解释,从“乙”的“乱”字其“治义”是来自“乙治之也”的“乙”。因为治理乱丝需要用到双手,“乙”在这个字里就代表双手。因此,甲骨文字“乙”的构形应该和手有关。因为汉语词汇系统中表示动作的、和“乙”语音谐音的词大都是和人们用手的动作相关的,例如“曵”是用手拖拉,“易”是用手交换,“揖”是拱手行礼,“挹”是用手舀水,“抑”是用手往下压的动作,“刈(yì,割)”和“荑”是用手除草,“贻”和“遗”是用手赠送别人东西或忘记拿走物品,“移”是用手移动物品,“掩”是用手掩盖物品,“弈”是用手下棋,“艺”是手工技术等等。

  分析了文字“乱”中字苻“乙”的含义,我们再来分析文字“乾”中的“乙”。《说文》:“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乙物之达”就是“乙物”上出(往上生长)成为植物的茎干。“乙”又“与︱同意”。《说文》:“︱,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囱,引而下行读若退。”“︱”的上行也如同植物往上生长形成植物的茎干。“乙”又“象春草木冤曲而出”。这样的话,“象春草木冤曲而出”的“乙”和“与︱同意”的“乙”以及“乙物之达”的“乙”所指的实际上是同一事物,即春草木萌芽生长的过程。文字“乾”中的字苻“乙”的含义是植物之类,与文字“乱”中的“乙”表示双手的含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语源“乙”的形位说起。

  “乙”的语音是喉音,是从舌面后位发音的语词。语词“乙”发音的位置接近咽喉的的部位,也就是说,语源“乙”的声源是摹拟咽喉部位发出的声音。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有一部分和“乙”的语音谐音的词就是表示人的咽喉和咽喉发出的声音以及咽喉的症状的,如“咽、噎、噫、咦、矣、缢、殪”等。在这些语词的语音中,“噎”是一个象声词,是摹拟人们进食时噎食发出的声音。但是“噎”又是人们咽喉部位出现的一种症状,《说文》:“噎,饭窒也。”《广韵》:“噎,食塞也。”“饭窒”和“食塞”都是人们俗话中所说的“噎食”。“噎食”是语源,人们“噎食”时从咽喉部位发出的声音“噎”就是这个语源的声源,也就是说,古代汉民族把噎食时发出的声音和噎食部位的形状特征结合起来成了语言中的一个“音义结合体”,这个“音义结合体”就是语源“乙”。

  由于人们噎食时的症状首先是从人们胸腔内的胃部开始的,接着牵动着人的整个上半部身子,因此,人的整个上半部身子包括胸部、颈项、肩膀、手臂和头以及这些部位的动作和出现的症状最初也是这个“音义结合体”中的分别的各个不同的义项。因此,人的整个上半部身子包括胸部、颈项、肩膀、手臂和头以及这些部位的动作和出现的症状也都是语源“乙”的形位,所以人的整个上半部身子包括胸部、颈部、肩膀、手臂和头以及这些部位的动作和出现的症状也都成了人们用语源“乙”引申派生语词的形位,所以汉语中大量和“乙”的语音谐音的词就表示了人们的手和手的动作、头部器官、咽喉和咽喉的症状、胸腔内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活动等。

  甲骨上的“干支”字“”(乙)的构形就是人的肩胛骨到手腕的这一段手臂的象形,因为手臂是人的上半个身子的组成部分,是语源“乙”的形位的一部分,是这个形位中的“形位变体”。甲骨上“干支”字“乙”的构形是人的一只手臂。而手臂的“臂”这个词就是人们用语源“甲”的伸展的树枝的形位再用“取象比类”的方法引申而来的。“取象比类”是古人引伸派生语词和表达语义最常用的方法,前文提到的“乙”源词“夷”就是由“食噎”类比“语噎”引申派生出来的。“乾”中的“乙”就是人们用这种类比的方法和“乱”中的“乙”系连在一起的。

  具体的类比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平常把手臂下的这块地方叫做胳肢窝,《广雅·释亲》:“胳谓之腋。”“腋”在古书中也作“掖”或“亦”,《说文》:“掖,一曰臂下也。”又“亦,人臂亦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孔颖达《疏》:“臂下肋上为掖。”“乱”中的“乙”指用手治理乱丝,是手和手的动作,是语源“乙”的形位。“乾”中的“乙”指的是植物,“乾”中的“乙”和“乱”中的“乙”类比的过程是从树木发芽的地方开始的。春天树木发芽的地方其形状很象人的腋窝,因此现代果树学的术语把这一部位发出的芽又叫做“腋芽”。“腋芽”又分“叶芽”和“花芽”两类。“叶芽”由不断抽生叶片生长为树枝,树枝也就是“乾”,是“乙物之达”的“乙物”;“花芽”发育成花苞开花后再从着生的干上生出叶片抽生为树枝,这也是“乙物之达”的“乙物”。

  这些“乙物”中的“乙”都是人们用词源“腋”的形位比类引申的。“腋”因为也是语源“乙”的形位,而“乱”中的“乙”也是语源“乙”的形位,所以“乱”中的“乙”和“乾”中的“乙”就这样系连在一起了。在这些“乙物”中,还包括植物的“芽、叶”和“花”。“花”在古汉语中也叫做“英”,《楚辞·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因此,“芽、叶、英”都是人们用“腋”的形位引申的“乙”源词。因为语源“乙”这个汉语中原始的“音义结合体”取诸于人们自身,所以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乙”源词很多,引申也十分广泛。例如前面人们用“食噎”形位比类“语噎”;再用“语噎”的形位引申的“夷、译、易、异”等;用手拖拉的“曵”的形位比类引申的“蛇、迤、已、以、也”等;用“依”的形位引申的“倚、椅”等;用人们舀水的动作“挹”的形位引申的“益、溢、液”等;用人们回忆往事的“忆”的形位引申的数词“亿”等;用人们的手臂“掖”的形位比类引申为鸟类的“翼”等;以及用“叶”的树叶飘落的形位和树叶飘落的季节形位比类引申的“燕、雁”等。

  “饮”和“食”也是“乙”源词。人们进食时噎住了饮些水就可以缓解症状,这是语词“饮”和“食”的语源的形位。“食”的语音在古代和“乙”同音,“食”字在《说文》中徐铉注音作“乘力切”,在《广韵》、《集韵》、《韵会》中都作“羊吏切”,《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酈食其”三字张守节《正义》注音为“历异几”,“异”即“食”的注音,“异”就是“乙”源词。人们用“食”的形位还引申了语词“宴、筵”等。“筵”在古代是放置食物的席子,古人进食的时候席地而坐,食物就放在中间的席子上,“筵”的得名是因为人们进食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丰盛的酒菜招待贵宾叫做“宴”,“宴”的得名也是因为人们进食的原因。所以“进食”也是语词“宴、筵”的词源意义。

  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还有一族“深层义”和语源“乙”的形位相近的词,如“膈、隔、嗝、嗳、饿、恶、爱、厄、隘、碍、额、颚、胳、割、搁、扼”等。这些语词的词义也都是表示人的上半部身子的各部位名称和动作。例如“膈”是人胸腔内的部位名称;“嗝、嗳”是人吃饱饭后从胃里排出空气时从咽喉部位发出的声音;“饿、恶、爱”是人们的心理感受;“隔、厄、隘、碍”的形位是胸膈和咽喉形状的比类;“额、颚”是头和口腔部位的名称;“胳”是人腋窝部位的别名;“割、搁、扼”则是人们的手的动作。这一族词也是“乙”源词,只是声源不同。“乙”是双声源语源。

  【丙】丙,《小屯南地甲骨》第541页第2630片甲骨上的“干支”字字形作“”,金文字形作“”。

  《说文》:“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从一入门,一者,阳也。丙承乙象人肩,……兵永切。”“丙”和“乙”一样,在汉语中除了用于纪年、纪月、纪日、记时具有次序词的词义外,也没有其他的意义。《说文》说:“丙象人肩。”《尔雅》说:“鱼尾谓之丙。”又《说文》云:“丙从一入门,一者,阳也。”徐锴曰:“门,门也。”从甲骨上“干支”字“丙”的构形看,“丙”确实很象一缕投入门内的光亮,黑白相间的金文“丙”好象更能体现这一意义。不过,单凭这一点来证明“丙”是太阳,是没有说服力的。

  甲骨文字“丙”的字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文字结构形式的对称性,这一点《说文》和《尔雅》的作者也都意识到了,所以他们用“人肩”和“鱼尾”来比状。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有一些和“丙”的语音相同、相近或谐音的词在它们的词源意义中也都带有对称性的特点,如“并(竝)、比、朋、贝”等。因此,对称性和并列组合的特征就是语源“丙”的形位。

  《释名》:“丙,炳也。”《释名》用“炳”来训“丙”,但是“炳”并不等于“丙”,“炳”和“丙”不能互训。又《说文》:“炳,明也。”又《说文》释“明”为“照也”,通过《说文》对“炳”的递训我们可以得知:“炳”具有“明亮”、“光照”之义,“彪炳史册”的“炳”就是非常明亮的意思。“炳”用“丙”为声苻,声苻代表词的语音,语源的形位就隐含在词的语音之中,这就说明语源“丙”又有产生光亮的形位。

  我们再看以“丙”为声苻的另一个文字“病”。《说文》:“病,疾加也。”《玉篇》:“病,疾甚也。”“疾”虽然也有“病”义,但“疾”的疾病症状较轻,甚至无症状。扁鹊见蔡桓公,曰:“君有疾,在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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